潘家铮

按：进入新世纪以来，邪教势力在世界各地蔓延发展，已成为一股阻碍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的逆流，构成了对世界各国和社会的严重危害，给无数家庭和人民带来了悲剧性的灾难。了解邪教滋生和活动的特点，是我们做好反邪教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推荐潘家铮同志在中国反邪教网上撰写的《中国邪教滋生和活动的特点》一文，供全区会员单位以及反邪教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予以参考。

邪教的出现是一种国际现象，世界各国都有邪教的活动，危害着社会和人民，已经成为国际公害。

各国的邪教都有其共性，例如传播荒谬的“理论”与“教义”，用欺骗手法吸引教徒，树立教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教徒进行绝对的精神控制，从而进行欺诈、敛财和作恶，反社会、反人民等等。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邪教活动也各有其特点。尤其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邪教的产生及活动更有许多特点。我们要反对、批判邪教，有必要对邪教的“中国特色”做些分析研究，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根据我的初步分析，中国邪教的出现和活动具有以下特殊条件和表现。

1.中国有12亿多人口，国民素质相对较低

我国人口已超过12亿。由于历史和各种因素影响，总的国民素质水平较低。我国的文盲、科盲数量都是以亿计的。在农村、边疆、山区和欠发达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大量的人缺乏科学精神和判断能力，易于接受邪教那些似是而非“理论”的诱惑，而邪教又比较容易欺骗和吸引为数众多的信徒供其驱策卖命。信“法轮功”、练“法轮功”的人就达到200万左右。其他具有邪教性质的各式各样的“功”和非法组织也拥有大量的信徒。这种情况是其他国家未有的。我没有具体材料，不知那些丑名显著的邪教如“人民圣殿教”、“奥姆真理教”等到底有多少信徒，估计绝不会达到数万、数十万之多的。中国信邪人数之多，值得我们十分注意。

2.中国封建社会历时特长，历史包袱沉重

任何国家的社会都经历着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和发展的道路。其中，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是意义重大的变革。资本主义在萌生及发展中，遭到封建主义的顽强抵抗，资本主义依靠倡导科学和民主，经过数十年乃至一两百年的反复较量才奠定胜局，这一斗争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在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嬗变过程中，科学和民主意识得到广泛的渗透和深入人心，资本主义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到满清皇朝的覆灭，封建社会持续了三千年之久。从民国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40年中，虽然皇帝已被推翻，一些志士仁人也呼吁引进科学、民主思想，但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封建社会，只是添加了些殖民主义色彩。资本主义虽然有些萌芽，力量却十分单薄，远远无法与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意识抗争，更谈不上深入的批判清算。在1949年，中国是从这样一个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以说，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过一两百年的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较量的历程。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大量封建落后意识是隐伏下来进入社会主义的。

以上两种因素为邪教在中国的滋生和迅速传播提供了土壤和创造了条件。

3.对农民起义中的落后因素没有正确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在多次农民起义中都利用“以教惑众”的方式吸引和组织力量，因为这是最有效、最方便的途径。从汉代的“五斗米教”到清代的太平天国与白莲教，无不如此。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利用教义来吸引和组织造反力量又是成功的道路，我们在肯定农民起义的进步性时也间接地肯定了这种做法。其实，农民起义中的各种“教”都不是真正的宗教，或多或少都带有浓厚的邪教色彩，有的本身就是邪教，有很大的落后面与副作用，不能一概加以肯定。正确分析评述这一问题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由于这一因素，中国邪教的“政治目标”远比外国邪教要“宏伟”。一些教主实际上都以皇帝自居，其最终目标是要推翻政府、君临天下，至少也要拥徒自重，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因此，这些邪教有长远的目标、周密的发展计划、严格的组织体系和层次分明的等级制度。外国的邪教尽管为非作歹，似乎还没有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图壮志。这也算是中国邪教的一大特色吧。

4.中国特有的“气功”为邪教传播提供了捷径

我国有练习气功以健身治病的传统，这在国际上是独特的。练气功健身治病有多少科学与事实根据现在还很难说，但其作用是以精神暗示与心理慰藉为主，应无疑义。所以必须“诚则灵”，在虔诚信仰下调动人体固有的“正气”（抵抗力）。人们如果对气功有信任感，单独或集体正常练功，以收健身和对某些疾病的辅助治疗作用，无可厚非，只要不陷入过深以至“走火入魔”引发精神分裂症即可，至少不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政府对此是容许而不予干涉的。

问题在于在少数别有用心人的策划下，近年来气功的作用被无根据地夸大到荒谬的程度，并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结合起来，成为一股反动浊流。无数神奇的功法纷纷出现，无数气功大师纷纷出世。气功已有几百年历史，如果不是坏人在捣鬼会出现这样的反常情况吗?某些所谓“气功”已竭尽造谣欺骗之能事，大力吸收练功者，疯狂骗取钱财，进而成立组织，发行书刊，制造舆论，进行政治性活动，这就完全脱离了气功的轨道。有人称为“伪气功”。实际就是滑向邪教，成为准邪教。伪气功对传统的气功健身活动同样起了破坏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政策界线不清，领导层的软弱（有些领导本身也陷了进去），许多同志对上述现象虽然十分担心、痛心与反对，但无法进行有力反击，使这些伪气功、准邪教逐渐形成气候。它们拥有信徒、组织、财力，并得到某些领导、基层政府、“科学家”和媒体有形无形的支持。问题已很清楚，再不悬崖勒马必将完全变成邪教。李洪志就是以搞气功入门，欺骗吸引群众，最后变成罪恶的“法轮功”教主。

“气功”无规范的乱搞、乱传播，为邪教的传播提供了一条捷径。要反对邪教，必须对气功活动进行规范和整顿，再不能让伪气功自由地发展下去了。

5.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巨变、人民信仰的失落为邪教的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

中国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在政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上不断发生剧烈变化，许多人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加上工作上的失误，使邪教得以乘虚而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都得到解放。当时绝大多数人民有迫切振兴国家民族的强烈愿望，由衷地信服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即使少数人对此怀疑，至少也是爱国的，不反对党和政府。全国朝气蓬勃，人民意气风发，邪教是没有市场的。但接着，“左”的思潮和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企图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以违反客观规律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把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划到对立面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一大批好人遭难、受罪，经济达到崩溃边缘，一下子使人民失去信心，动摇了正确的世界观。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做法发展到极端，个人崇拜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全国人民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拨乱反正结束了上述混乱局面，但在改革开放中又出现放松思想教育的失误。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一些共产党员信神，迷信、伪科学和黄色的东西泛滥。黑白不分、是非难辨，人们的思想进一步混乱，我称它为第二次信仰危机。这段时期，表面上没有邪教流行，实际上在为邪教的大回潮创造条件。

在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发生本质性变化，干部终身制被废除、铁饭碗被打破;一些干部离休、退休，失去权力;大量职工下岗，经济上陷入困境;一些人长期受病痛折磨，在治疗和费用上发生困难。凡此种种，虽是改革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但不得不承认给许多人以极大的冲击。而由于思想和社会服务工作没有跟上，许多人产生失落感、愤慨感和空虚感，想在别的地方寻找寄托，这些为邪教的滋生与流行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分析邪教的信徒组成，除少数为首的罪恶分子外，绝大部分是缺乏教育的群众、老头老太，但也有相当的老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如教授、研究生），而且后面这类人往往更较顽固，不易转化。有的同志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经历过革命考验的老干部和有科学素养的研究生会迷信“法轮功”呢?答案是简单的: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他们思想空虚、苦闷，他们不满现状又无力解脱。邪教的邪说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解脱、麻醉之道。这些人如不幡然悔悟，前景是危险的，不是陷入法网就是成为精神病患者。而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要从和风细雨地做思想工作着手，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思想上和物质上的问题，这才是釜底抽薪的做法。

6.现代中国的邪教活动和国际反华势力紧密勾结在一起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剧变、苏联瓦解后，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期望中国也步其后尘，结果彻底失望了。这使中国成为西方一些国家最大的眼中钉和头号敌人。它们要不择手段、不讲道理地对中国进行分化、西化。中国邪教的出现和蔓延能从根本上扰乱思想、动摇社会稳定、颠覆政权，正是西方反华势力最得力的助手。尽管它们对自己国内的邪教活动可以严厉镇压，对中国的邪教则以“人权”、“自由”为名百般支持、怂恿和包庇，这就毫不为怪了。中国的邪教势力完全感受到“海外义父”的这份“爱心”，而且立刻和一切要破坏中国独立、完整的各种势力结合，什么“台独”、“藏独”……众恶汇流、沆瀣一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中国的邪教不仅坑害人民、破坏社会，而且其头子是一伙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是祖宗和子孙的罪人，是全体中国人的公敌。这也是中国邪教的一个特点。我们奉劝误入歧途的人们，提高警惕、回头是岸，不要变成民族罪人。

以上的归纳与分析极为粗浅，也不全面和正确，但已可看出中国邪教的滋生与活动是有其原因、条件与特点的。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分析，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于邪教的信徒，他们是受骗和受害者，我们应不懈地努力，苦口婆心地做绝大部分盲从者的转化工作，而集中力量打击少数有政治阴谋的首恶分子。我们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开展全社会的反邪教斗争，包括团结宗教界的朋友。邪教活动不仅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宗教的最大亵渎和破坏。我们应严惩邪教的教主和骨干，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和诈骗犯，是杀人凶手，必须绳之以法，绝不手软。也不怕“海外义父”们的叫嚣。我们要大力开展正面教育，坚决封杀一切宣传散布邪教的书刊媒体，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我们要鼓励广大的社会各界挺身而出对邪教口诛笔伐，充分揭露它们丑恶的面目，切不要再定下什么条条框框压制正当的批判，去保护那些败类和丑事了;我们要关心那些有失落感、空虚感的人以及生活艰难、或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给他们以新社会的温暖;我们更要全力以赴反击国际反华势力对邪教的怂恿和支持，斩断它们伸进来的黑手。总之，要釜底抽薪，消除邪教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展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21世纪是科学技术进一步腾飞的世纪，在神圣的神州大地上，不容许再有邪教活动的余地!